高中时期的王食欲。受访者供图

女儿：考上好初中，然后呢？

(资料图)

小时候，我是被拼事业的父母“抛弃”的空巢儿童，寄养在北京郊区的爷爷奶奶家。 我接受的早教几乎为零。

长辈们告诉我，我是先学会了爬树，然后才学会了走路。爷爷奶奶家楼下有几棵香椿树，爷爷把我的吊床挂在两棵树之间，就和楼下大爷下棋去了。等到他再回来时，我已经爬到了树顶，挂在最高的枝儿上，号啕大哭。

那时我很少去幼儿园，每天就是爬山、爬树、爬石头、蹚小溪。我的“幼儿园阿姨”是小麻雀、小狐狸和树叶背面的毛毛虫。 6岁以前，我的“智力”基本和一只猴子没有太大的区别。

四年级以前，我的成绩总是全班倒数。然而，等我再长大一些，回想起小时候，又觉得那才是不可或缺的宝贵童年。

我看到了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学会了分辨北斗星的位置。在我成年后，这些景色与星斗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

在家门口的幼儿园里随便上了几个月大班后，我进入了一所在朝阳区称得上区重点的小学。但这所小学里的其他孩子都是恨不得掌握的英文单词量超过1500个的学霸，各个都会背唐诗宋词三百首。 特别是，当发现上学居然还要遵守校规时，我就更不喜欢上学了。

班主任认为我上课搞小动作、说话、抖腿，是多动症的表现。

我父母咬着牙给我报了海淀黄庄一家治疗中心的行为治疗课程。现在想想，这家治疗中心八成是骗钱的。当时，那里的老师让我们6个小朋友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捡小棍，并声称这可以练习专注力。我认识了不少和我一样被判定为“有病”的小孩。直到小学三年级，这家行为治疗中心生意依旧红红火火。

升上四年级后，我几乎被妈妈给我报的各类数学、语文、英语补习班压得喘不上气。小升初迫在眉睫，我又十分“不幸地”赶上了北京市最早的几批电脑划片试点。

那3年里，我所有的课余时间都被冲刺班填满了。我每周要在3所冲刺的目标学校之间奔波，上9门课。我感觉自己变得像盘子里任人切割的黄油，需要切成方形，就被切成方形；需要抹平，就毫不犹豫地被抹平。

我问妈妈：“考上好初中，然后呢？”

我妈就像全世界所有的妈妈一样回答我：“考上好初中，才能考上好高中；考上好高中，才能考上好大学；考上好大学，才能找到好工作。”

我妈能成为一个“虎妈”，是因为她受到了“考试的恩惠”。她就是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从小地方来到北京的。我妈第一次吃到巧克力还是在她来到北京，遇到我爸之后。

“小镇做题家”我妈，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我。她真的能以身作则。“鸡娃”之前，先“鸡”自己。我学过的东西，她都学了一遍。

王食欲在大学时期拍摄电影的现场。受访者供图

妈妈：初为人母，我有些不知所措

1995 年，我怀孕了。公婆家所有人和其他亲朋邻居每次看到挺着大肚子的我，都会说：“这肚子形状，必定能生个男孩子。”我也知道亲朋好友都在说他们觉得我爱听的话。只是，我根本不理解，生男孩怎么就比生女孩要好？

如果儿子和女儿只能二选一，我渴望要个女儿，要个能亲亲密密地陪伴我的小姑娘。过了预产期，产科医生建议我们做剖腹产。

当护士把擦好、包裹好的女儿抱到我脸颊旁，将她的小脸紧紧贴在我的脸上。我的心都酥了，娇嫩的皮肤，亲亲的骨肉，满满的母爱一下子在我身体里荡漾开来。我知道自己“完了”，为了她的到来，即使耗尽我一生辛劳和疼爱都在所不惜，我已经向她缴了械，做了她的俘虏。

然而初为人母，自己一下子就没有了自由，孩子就像一根绳子，拴在你的身上，无论你走多远，她都能把你给拽回来。第一次育儿，我也没有经验，我只是想让女儿活成她自己的样子，不要去讨好和迎合他人。

于是，她小时候就像未被修剪的树，恣意生长，比男孩还调皮捣蛋，被各种幼儿园嫌弃，只好在几个幼儿园之间“流浪”。

上学后，女儿开始变得更加不遵守纪律，老师时常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她、奚落她。老师建议我带孩子去看看病，说：“她估计有多动症。”

二年级冬天，女儿腺样体肥大，隔三岔五感冒。她吸鼻子的声音让老师越来越烦她，同学也嘲笑她。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你妈妈就不能带你去看看病吗？天天扔到学校就完事了？生下来不教育也不养育吗？”

面对老师的指责，我惭愧地想起女儿上幼儿园时发生的一件事。那天，女儿跑回家，突然说：“妈妈，我耳朵疼！”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就被小朋友叫出去玩了。看着她玩得欢实，我判断大概没什么事情。但过了几天，女儿又提起耳朵疼的事情，我帮她揉了揉，转身去忙工作了。等女儿再次说耳朵不舒服的时候，已经一个月过去了。

去了医院，大夫训斥我：“你怎么当妈妈的？你知不知道孩子耳朵里进了一颗塑料珠子？而且都要跟耳朵壁长在一起了！”

繁忙的工作和养育管教孩子像两座大山一样压在我的身上，让我力不从心。

女儿：我是个大孩子了，我可以自己给自己“打鸡血”了

各种阴差阳错，我初中考入一所民办外国语学校。这所学校没有宽敞的操场，没有丰富的社团活动，我每天能做的就只剩下学习了。小升初的受挫，让我充分意识到升学这件事，只靠父母是不行的。如果我想“逆袭”，考上一所好高中，就得自己努力。

我每天会提前半小时起床，做一套数学卷子；我在车上吃早餐，边吃边收听新闻广播，给自己的语文写作积累时事素材；大部分课间我不会离开座位，我会尽可能地在学校里完成当天的作业；如果没完成，我会站在放学回家的公交车和地铁上写；就连从地铁站走回家的那10分钟路程，我都得听一段VOA慢速英语或者TED英文演讲。而这一切，我父母都不需要督促我。因为我已经是个大孩子了，我可以自己给自己“打鸡血”了。

升入初二时，我已经成为全班最有可能考上北京四中的“苗子”之一。当时，我发现我特别喜欢写一些稀奇古怪的小故事，甚至有休学写作的想法。当然，这也遭到了我妈妈的反对。

但最后，我发现能让我与北京四中产生交集的居然不是我的成绩单和三好生奖状，而是妈妈最反对的写作，那篇发布在杂志上的文章，不仅为我带来了价值一个肯德基全家桶的稿费，还让我最终收到了北京四中的提招考试通知。

妈妈：鸡娃让我荣登“优秀家长榜”

初中时的女儿真的是我当时的骄傲。

这3年时间里，我是她的司机、厨师、陪读。我一直珍藏着一个硬纸壳做的拼贴板，那是我给她做的成绩卡片。

女儿的“自鸡”不仅限于文化课，只要能给中考加分的技能统统不放过：画画、弹古筝、跑步、仰卧起坐……另外，女儿还热衷于竞选三好生、班长、团干部。似乎抓到得越多，未来上名校的概率就越大。最终女儿把自己“鸡”进了全年级前五，各个方面都很优秀。

我在一次发言中这样讲道：“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教育孩子就像放羊，咱们的孩子就像小羊，家长和老师就是牧羊人。咱们牧羊人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把咱们的小羊往北京市区重点学校赶。因此，提高分数非常关键！”“分，分，学生的命根！”

多年后，回望这段历史，我深深后悔。

而周边的很多家长就没有我这么幸运了，有的孩子被“鸡”得厌学了，天天骗父母；有的父母和孩子连话都不说了，恨不得一辈子都不想互相看见了；有的孩子甚至离家出走了……

“鸡娃”要付出代价，有时甚至是我们不能承受的代价。

女儿：无忧无虑的三年

2010年9月1日，我第一次以新生的身份进入了四中。那高得吓人的特级教师占比、巨大的泳池、铺着木地板的篮球馆、可以做木工和电焊的科技实验室、种满鲜花的生物阳光棚、配备正版付费软件的计算机房、专业的音乐阶梯教室、有着明亮天窗的美术工作室、有着旋转楼梯的图书馆……这些都是我在从小到大的教育过程中从未见过的。

进入四中的第一个学期，我每天都在探索校园。我发现这所学校有属于自己的流行文化。一到午休和课间，同学们会开始讨论自己最近阅读的书籍。当时有3本书风靡校园：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北岛曹一凡、维一的《暴风雨的记忆》以及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除此以外，马尔克斯、赫塔·米勒、斯蒂芬·金、苏珊·桑塔格、王小波、张枣、史铁生、村上春树、弗吉尼亚·伍尔芙等作家也备受推崇。

模联，可谓是当时风头最盛的校园社团了。然而，没过几年，这些模联的成员从大学毕业后，有的人就真的在联合国就职；有的人成了英国议员的秘书，开启了国际政治生涯；还有人选择在国内入伍当兵，报效祖国。我当时还在嘲讽这只是社团活动、学生玩闹罢了。可在四中，似乎没有什么只是“玩闹”。

四中是一所包容性很强的学校。我在14岁时，决定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以拒绝“杀生”作为我的人生坚持。生物实验课要解剖一只活体青蛙，我跑到课堂上，呼吁大家不要解剖青蛙，也请求生物老师改变他的课程设置。老师拒绝了我的申请，他认为培养学生的科学实验精神同样重要。

但与此同时，学校批准了我的生物自学计划。在高二的最后一个学期，我用微距镜头拍摄了一则名为《足边世界》的小短片，记录了校园内蚁群的生活习性和搬迁节奏，结合了高中生物课本的相关知识，我用自己的方式学生物。

和我一起被录取为第一届道元班的同学共有18个。教我们的老师人数都比我们多。在这18个学生当中，大家各有特长。我是因写作特长被招进来的，还有人是因为喜欢研究历史，或喜欢化学实验、生物科研、理论物理、国学、数学、国际政治……而被招进来的。

10多年过后，我们这18个学生当中，有不少人投身学术，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纽约大学等名校读硕士或博士。可以说，道元班的大部分人都在坚持自己少年时代的梦想。

高二时，我的大学目标越来越清晰：北京电影学院。我和我的一位女同学向学校申请了短假。我们拿着相机走了5个省，拍了一部有关职业病题材的纪录片。我们放映了这部25分钟的纪录片，并在校友和家长间募集了5万元人民币，将这笔钱全部捐赠给了片中需要治疗职业病的工人。

大部分同学在看到我拍摄的短片后，都鼓励和支持我。但还是有一些同学，嘴上说着“你要去电影学院啊，你好酷啊”，可看我的眼神中却闪烁着一丝“怜悯”。毕竟在一本率100%的四中，每年有1/5-1/4的学生会选择留学，留在国内的学生也有很多进入北大、清华。

甚至有一个女同学悄悄问我：“北京电影学院算一本吗？你这样，将来可怎么参加咱们学校的同学会呀？”

在北京四中读书的3年，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因为只有这3年我无忧无虑，几乎没有一天产生过悲观情绪。

我还记得四中开学的第一天，校长站在礼堂讲台上跟我们说：“你们是四中的学生，你们和其他公立高中的学生出的是同样的学费，却获得了他们几十倍的教育资源。等你们毕业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几十倍地回馈社会。厚其积储，以大效于世。”

校长的这段话让15岁的我心中燃起了一腔热血，让我恨不得马上报答每一位纳税人。可后来内检自观，我发现这段话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责任。

它压在我心上，时刻提醒着我：你不能平庸，不能泯然众人，否则你就浪费了你曾经拥有的教育资源。每当我工作时懈怠了、想要休息了，我就会陷入深深的自责。就像一根绷紧的琴弦，为了发声而无法松懈，但又随时会绷断。

王食欲大学创业拍摄电影现场。受访者供图

妈妈：我为什么要“鸡娃”?

我出生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一个小县城。我妈妈经常跟我说：“男孩子还能靠卖苦力赚钱养活自己，你一个女孩子，不努力学习，以后怎么办呢！”

所以，在学习上，她“鸡”我最狠。她的“鸡”不是陪伴，而是训诫。于是，我成了家里唯一一名女大学生。

为了让我的女儿站在我的肩膀上看得更远，我必须“鸡”她。当我终于把她“鸡”到了北京四中时，我以为大功告成了一半，也许再“鸡”一下，上个清华北大，毕业后找个好工作，就万事大吉了。

然而，女儿从进入北京四中道元班的那一天起，就偏离了我的预设轨道。

北京四中的道元实验班是真“实验”，是彻底的改革创新，是大刀阔斧地把“种子”放在地里，让教育名师和专家去搞“科研”。它的日常教学完全脱离了高考，更不同于北京四中国际部的“爬藤”式教学。

道元班里有个女同学，她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是位畅销书作者了。高一的时候，她竟然提出要放下学业骑行全国。这么大胆的想法，家长学校都批准了。学校组织有兴趣的同学去南极科考，团费近10万元，名额很快就报满了。道元班家长在培养孩子方面的格局跟我完全不同，我能理解花10万元报培训班，却不能理解花10万元去南极科考。

我既焦虑又痛苦。道元班的教育对我“鸡娃”理念的颠覆，让我有点不知如何是好。思来想去，我决定还是要把她拉回自己规划的道路上来，继续“鸡”她，把她“鸡”到清华北大去。

一次，我又鼓励她好好学习，我说：“我做不了社会精英，发财也晚了点，我确实没有竞争过你同学的父母。所以才希望你将来不要像我现在这样。”

她皱着眉头，严肃地跟我说：“你看从现在开始能不能努力一点？”她大手一挥，开始替我制定目标：“这样吧！咱俩商量商量，期末考试我进年级前30，你争取提个干？”

我惊得目瞪口呆，“鸡娃”至今，反倒被娃给“鸡”了！

那段时间，挫败感让我心情沮丧。有时，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呆呆地看脚下的一群蚂蚁。它们在往窝里搬面包屑，有的搬得多，有的搬得少。蚂蚁就是蚂蚁，搬得再多也是蚂蚁，变不成蝴蝶。我悲观地产生了渺小感：人类就好像是这样的蚂蚁。

女儿：我考了北京电影学院第一名，虽然我妈总是期盼我落榜

我刷新导演系的成绩公布界面，上面写着数字“1”。

我是2013年在北京参加的文科高考，总分628分，考了当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第一名。

尽管妈妈总是质疑我的升学选择，但北京电影学院毋庸置疑是最适合我的学校。

教学质量好、排名靠前、学费性价比高……这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众多优点与光环。除此以外，我最欣赏的，还是这所学校的务实。

从象牙塔一般的中学出来后， 大二结束的那一年，我开始创业，像所有打算进入影视行业的师哥师姐一样，先从拍广告做起。

2016年，影视行业颇为热闹。那个时候，我听到的最多的词就是“四两拨千斤”“以小博大”……三元桥的日料店里，恨不得每张桌子都谈着几亿元的院线大片。

我一边上课一边和朋友干了两三年的活儿。大四快毕业的那一年，我们成了国内某著名视频平台的内容供应商。那一年，近百条广告，要在3个月内全部拍完，那几个月，我每天睡三四个小时。3个月内，我胖了30斤。

再紧接着，我又进入了一个网剧工作室，工作室有一个巨大的厨房。晚上，他们会买来一堆活虾活蟹，在厨房里把它们直接上锅蒸熟。我能听到蟹钳抓挠炖锅四壁的声音，心生恐惧。

那段时间，我常坐在工作室的沙发上刷手机，伦敦大学学院有一座恢宏而美丽的图书馆。我再扭头看看厨房里散发着腥气的蒸锅。没过几天，我决定去英国留学。

王食欲在英国留学 受访者供图

妈妈：远在异国的女儿来电哭诉，她不想活了

2019年的春末夏初，北京的空气里充满了百花的芬芳。

一天上午9点多，我突然接到了女儿从国外打来的电话。当时是英国伦敦凌晨1点多，我的心一下子就抽紧了！女儿在电话那头哭泣：“妈妈，我不想活了，活着实在没意思！”

女儿绝望的哭声一下子把我打蒙了。我紧张地问：“怎么了宝贝？发生了什么？”

我顾不上周边的人来人往，大声跟女儿说：“宝贝，千万别做傻事！你要不活了，爸爸妈妈也活不下去了！”

女儿说：“没有具体的事，就是活得很丧，毫无意义！”我赶紧跟女儿说：“宝贝，人都有情绪低落期，一定要坚强！我和爸爸需要你！”

女儿说：“妈妈，您能来陪陪我吗？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控制不住自己”，这句话当时我竟然没有认真对待！那是女儿发出的求救信号，但当时对于抑郁症，我一无所知！

而我当时竟然无知地跟女儿说：“妈妈一直没有办签证，现在马上飞过去是不现实的！因为妈妈需要上班，没有时间，再说还有几个月你就学成回国了，也没有必要！”

我只好佯装答应女儿：“妈妈打听一下签证的事情，你等我去，别做傻事！”

女儿跟我哭诉完，情绪好了很多。然后，她跟我说：“妈妈，跟您说说话，我好多了！您忙吧！”在女儿跟我保证了会好好活着之后，我们挂断了电话。

那一天，我没有问女儿在哪里给我打的电话。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在爱沙尼亚的一个旅馆里向我发出的求救信号。登船前的那个晚上，她给我打了那个可怕的电话。而阻止她跳海的不是我的那番安慰，而是那艘船因为当天天气不好封住了甲板，她无法从船舱内走出去，所以只好放弃实施自己的计划。

听到这些信息，是在女儿回国后。自杀计划失败之后，她重新回到伦敦，每天走在泰晤士河岸边，都有往下跳的冲动。

这些，我当时都不知道。

将从医生朋友处请教得知的抑郁症临床表现跟女儿的行为对照，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比如，女儿一天没有学习就会有负罪感，会苛责自己；有时她会无声地自言自语；她敏感多疑，独处时经常会莫名落泪；一起在商场逛街，明明好好的，她突然就会捂上耳朵嫌吵，痛苦地连步子都迈不动了；晚上躺在床上，她要熬过几个小时才能进入睡眠状态……

其实，女儿早已经有了抑郁症的征兆，而我没有及早发现。

“鸡娃”多年，我对女儿的判断是，那个阶段她是闲下来了。她是一个被抽打得不能停下来的陀螺，一旦停下来就会焦虑痛苦。

无数个睡不着觉的晚上，我就站在她的立场和角度揣度她抑郁的原因。想到这些，我又开始自责。多少年来，女儿的世界里只有那些做不完的试卷和需要考到的好成绩。

帮助女儿解决抑郁问题成了我最重要的工作。教育真的是一项需要慎之又慎的工作，纠正教育的错误，远比修复一个产品或更换一颗种子的难度要大很多。

真的要学会给孩子当“垃圾桶”，而不是一味地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孩子，并把坏的情绪、错的价值观和负能量甩给孩子。

她曾经想把我当成“垃圾桶”，然而每当她跟我倾诉的时候，我都会批评和指责她，时间长了，她就跟我报喜不报忧了。

上小学时，同学们讨厌她、孤立她的时候，我总是让她“三省吾身”。女儿从初中开始就热爱写作，甚至想休学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结果梦想被我扼杀在摇篮里了。

于是，我给远在伦敦的女儿打电话：“如果不开心，就写写日记、散文、小说之类的。妈妈知道写作能让你快乐，能让你开心。”

女儿：被流浪汉的一支烟治愈

回想起来，妈妈的爱，简直是我走向死亡路上的“绊脚石”。妈妈虽然不理解我要自杀的原因，但她的确给了我一个逃避的办法——写作。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也是从小到大唯一一个我不需要坚持，就能一直做下去的事情。

回到伦敦后，我很快就写完了我的第一本小说，完稿当月就卖出了影视版权。第二本小说的创作也非常顺利。两本小说完成之后，我不仅可以把写作当成精神药物，还能用它养活自己。最重要的是，我开始能睡着了。

那天我照例进了超市，买了一打香橙口味的玛芬蛋糕，连同香烟一并递给了路边的流浪汉毛线帽先生。

“今天我过生日，请你吃蛋糕。”我对他说。

毛线帽先生客气地接过了我的蛋糕，笑道：“你今年在我这儿过了六七个生日了。”

我面红耳赤，急忙解释：“今天真是我的生日。”

“得了吧！今天要是你的生日，那我还在白金汉宫喝过下午茶呢！”

“听好了，我知道你这类人的性格。”毛线帽先生粗声粗气地说，“你们觉得自己比我有钱，看见我睡在大街上，心里就不舒坦。你们这也是高高在上的傲慢！”

我被毛线帽先生怼得哑口无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自己卷的烟，送给了我。我有些惊讶：从来都是我给他香烟和蛋糕。毛线帽先生笑着说：“小蜜糖，我告诉你，我不需要你来为我负责，你又不是我妈！”

毛线帽先生的话让我豁然开朗。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何郁郁寡欢了——一直以来，我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我自以为可以改变“我”所不满的现状；我自以为“我”有责任去拯救别人；我高估了自己的付出，低估了他人的困境；我过度沉迷于“我”的情绪，为了摆脱痛苦，甚至还想要消灭肉体的“我”。我不该问自己“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而该问自己“生命”是什么。

当我捧着毛线帽先生递给我的那支卷烟时，我才觉悟。在这一刻，我长达一整年的忧郁，烟消云散。

我发现自己做的事情太多了，做不完就不允许自己睡觉。这是“鸡娃”教育的一大“后遗症”。它让我对“休息”产生了一种条件反射般的抗拒，只要休息，我就会产生浓浓的罪恶感。大概有10年的时间，我都认为睡眠是一种懒惰和奢侈。我的身体在被快速地掏空。实际上，在健康面前，一切拼搏都毫无意义。

我无法忽视这一路以来，妈妈为我带来的诸多帮助与鞭策：学习能力、自信心、优质的教育平台……但很遗憾的是，“鸡娃”教育有很大的弊端。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我无法发自真心地娱乐，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玩耍了。

妈妈：“鸡娃”多年后，我后悔了

反观我教育女儿的这10多年，有些我做得很差。

有一年，我拿着两本女儿写的书送聚会的同学，其中一位同学十分羡慕，问我：“怎样才能把孩子培养得这么优秀？”

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回答：“把孩子架起来，让她觉得自己不平凡，她自然会向优秀和杰出奋进。”

从英国留学回来，女儿又像陀螺一样进入对职业成果的追求中，无法停下来。我深深地自责后悔。是我这个不懂教育的妈妈压榨了女儿所有的童年时光，剥夺了她的童真和快乐。

而如果只瞄准分数“鸡娃”，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就像流水线上的产品，除了成绩好，没有其他独特之处，这很容易磨掉孩子身上的个性化色彩。

如果说我有“阴差阳错”做对的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引导和帮助孩子找到她热爱的写作，我欣慰地看到她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一生的事业，我知道，她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支点。

高中期间，女儿去美国做交换生时，她的美国同学带她玩捉迷藏的游戏。

女儿跟我通电话时说：“妈妈，您知道吗？美国孩子十七八岁了还玩儿捉迷藏，听起来好好笑。”

但是那个晚上，女儿真的就跟这些孩子玩了3个小时的捉迷藏，“玩得好开心啊！原来偶尔不动脑子的感觉真的好幸福啊！”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竟然从小到大没有体会过这种最原始的快乐。您说，我的童年去了哪里？”

听着电话里女儿伤感的诉说，我泪流满面。

当幼小的女儿兴致勃勃地想把小兔子带回家养的时候，我告诉她：“养小兔子很臭、很脏，别养了。”当孩子想去游乐园玩，我说：“那个挺危险的，万一掉下来就会死人的。”当孩子想买两盆正开得艳丽的花回家，我会告诉她：“外面的花都是用药物催开的，买回家养不了两天就谢了，买它干嘛？”

我做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不能让她分心，要让她全心全意地去读书、去考出好成绩。

如果再来一次，我一定会把童年还给女儿。我会带她到游乐园玩，会买点种子回家，会允许她养宠物……

如果再来一次，我会让她去跟小朋友尽情地玩各种游戏，跳皮筋、捉迷藏、砍沙包、踢毽子……

如果再来一次，我会在她伸手帮我择菜做饭的时候，教她做饭的方法，而不是说：“不要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快读书去。”当她的小手伸进满是肥皂泡的洗衣盆里的时候，我会让她体会肥皂泡在她手间的快乐，而不是冲着她喊：“捣什么乱，你能洗吗？那你洗吧！”

如果再来一次，我会在她把自己兜里全部的钱送给乞丐时，说：“孩子，你真有爱心。你懂得爱别人，这很可贵。”而不是打击她：“人都有不同层次的贫穷，乞丐穷，我们也不富裕。”

可惜我女儿童年的快乐和幸福太少了，她到现在还在治愈童年。

长大后，女儿去很多地方做志愿者，去很多地方旅游，在我看来都是在弥补自己从小本应该在周末、节假日去旅行的缺憾。

她去蛋糕店学烘焙，烤动物小饼干和蛋糕，还用糖霜给她的饼干小熊画上三角裤和文胸，打包送给她的好朋友们。我就想，这是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干的事情吗？这应该是小朋友干的事情。

（本篇内容摘自人民邮电出版社《妈！这是我的人生》）

来源：中国青年报